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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Woofun AI 消息,凱雷集團高級顧問、前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Jeff Currie 發出明確預警,指出以英偉達爲代表的 AI 科技板塊市值已嚴重高估,而能源與實物硬資產則處於深度低估狀態。Currie 將這一宏觀格局的結構性逆轉定義爲“舊經濟的復仇”,並強調自 2020 年 10 月啓動的大宗商品超級週期遠未終結。他認爲,標普 500 指數中能源板塊當前僅佔約 3% 的權重,理應回升至 10% 至 15% 的合理區間,這部分估值修復的空間最終將從被過度炒作的 AI 板塊中剝離。當前市場正面臨資本錯配的嚴峻考驗,超大規模數據中心運營商激進的資本支出節奏,與 2014 年礦業和石油公司過度擴張時的歷史軌跡驚人相似,正在爲下一輪危機埋下隱患。
歷史規律的覆盤揭示了這一現象並非偶發,而是約每 12 年循環一次的結構性週期。Currie 指出,20 世紀 50 年代的大規模建設導致 60 年代價格被壓低,資本轉而追逐“漂亮 50”等新經濟資產,對舊經濟的投資停滯最終在 70 年代引爆了大宗商品超級週期。他特別澄清,70 年代的超級週期並非由阿拉伯石油禁運直接造成,那僅是導火索,真正的種子早在 60 年代初投資停止時便已埋下。
這一邏輯在 2002 年互聯網泡沫崩潰時得到了首次驗證,當時 Currie 在高盛首次提出“舊經濟復仇”概念,如今他確信這是系統性規律的重複。當前週期的供給側特徵同樣清晰:煉油利潤率與原油價格幾乎持平,根源在於煉油產能長期投資不足疊加俄羅斯煉廠受損;銅礦和油田同樣缺乏有效投入。Currie 直言,“油價上不去,是因爲煉油產能不夠,不是原油本身不夠。”
需求側的三大引擎正在全面加速,且自 2020 年提出以來非但未曾弱化。首先是逆全球化趨勢,從國防支出擴張、關鍵礦產產業迴流,到供應鏈從“恰好夠用”向“以防萬一”的備用庫存模式切換,這一趨勢自 2018 年貿易摩擦時已見端倪,當前正被大幅加速推進,每一項均高度依賴大宗商品投入。其次是電氣化進程,Currie 糾正了廣泛存在的誤讀,指出可再生能源與核電的興起源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能源安全危機,而非氣候議題。“能源轉型”這一表述由吉米·卡特在 70 年代提出,核心指向能源安全。無論敘事框架如何包裝,電氣化的底層邏輯不變,數據中心需求的疊加更令這一邏輯顯著強化。最後是貨幣貶值,大規模財政再分配積累了鉅額債務,實質是法定貨幣購買力的持續稀釋。法定貨幣體系自 1971 年才正式確立,在人類歷史中不過是一場極短的實驗。伴隨金價持續上漲,各國央行儲備中黃金佔比自然提升,全球貨幣體系正在向類金本位狀態悄然漂移。
針對投資策略,Currie 建議機構投資者將大宗商品敞口設定在約 3% 左右,理由是其波動性較高,少量倉位已能提供顯著敞口;若投資者對波動性容忍度更高,在超級週期階段可適當上調。他特別提示,純量化模型基於大宗商品與股票的負相關性會建議配置 20% 至 30%,但他認爲這一比例過高。在投資工具選擇上,Currie 着重強調期貨曲線形態對實際收益的關鍵影響。他指出,在大宗商品出現稀缺時,期貨曲線呈現“貼水”結構(近期合約貴於遠期合約),每次滾倉時買入相對便宜的遠期合約、賣出較貴的近期合約,這一“滾動收益”單獨即可貢獻約 30% 的回報。“油價本身只是方程式的一部分,曲線的形態同樣關鍵。”他以俄烏衝突爲基準指出,儘管當前油價實際低於彼時水平,但持續滾倉的投資者累計收益仍達 30% 至 40%,正是拜這一機制所賜。相反,在期貨曲線正向結構下(遠期貴於近期),滾倉每次均會造成損耗,這正是 2009 年、2020 年部分散戶購買 USO 基金後在油價大漲情形下仍錄得虧損的根本原因。
Woofun AI 整理數據顯示,現有主流產品如高盛大宗商品指數(GSCI)和彭博大宗商品指數均爲數十年前的設計,長期未經系統性更新。Currie 認爲,任何在大宗商品交易臺工作了十年的人,都能構建一個能比高盛大宗商品指數高出 10% 收益的指數。他目前正致力於構建新一代大宗商品投資產品,計劃通過主動型 ETF 結構或總回報互換合約加以實現,核心目標是讓投資者在維持多頭敞口的同時,無需自行處理繁瑣的期貨滾倉操作。新產品設計的重點在於如何保留和捕捉稀缺溢價,以及如何優化滾倉機制。Currie 同時坦言,他的角色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在高盛 27 年間,他的工作是告訴世界大宗商品值多少錢;如今他創立了在墨西哥灣從事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的 1947 Oil & Gas,親身持有了這些資產。“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對話角度。”
這一從理論分析到實體持有的轉變,標誌着市場風向的深刻變化。當 AI 板塊的估值泡沫與舊經濟的實物短缺形成鮮明對比時,資本配置的邏輯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偏移。歷史週期的輪迴與供給側的結構性錯配,共同構成了當前市場最核心的矛盾變量。對於投資者而言,忽視這一“舊經濟的復仇”週期,可能意味着在下一輪資產價格重估中錯失關鍵機會,甚至面臨巨大的回撤風險。這不僅是資產配置比例的調整,更是對宏觀經濟底層邏輯的重新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