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 Woofun AI 消息，美國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於 8 月 19 日宣佈擴大長期國債回購計劃，將 10—20 年期和 20—30 年期美債的單次最高回購規模從 20 億美元提升至至少 40 億美元。

這一政策調整迅速引發市場波動，此前一度攀升至約 5.34% 的 30 年期美債收益率隨即回落，股票與黃金等資產同步走強。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市場穩定並未觸及核心矛盾：財政部試圖通過流動性工具緩解交易壓力，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鉅額財政赤字驅動的債務供給過剩問題。Marcus Nunes 在《The Treasury's $4 Billion Band-Aid》中指出，回購機制本質上僅是債務結構管理手段，而非貨幣創造工具，其效果侷限於改善舊券交易條件，無法改變美國政府仍需通過發行新債爲赤字融資的基本事實。

從機制本質來看，財政部回購與美聯儲的量化寬鬆（QE）存在根本差異。美聯儲在實施 QE 時，能夠通過擴張資產負債表創造基礎貨幣來購買國債，從而直接注入流動性；而財政部不具備這種貨幣創造能力，其回購舊債所需的資金最終仍來源於財政現金儲備或新的債務融資。因此，財政部回購更接近於一種債務結構管理工具，旨在買回交易不活躍的舊券以提升市場流動性，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特定期限債券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Woofun AI 整理數據顯示，儘管單次回購規模從 20 億美元提高至 40 億美元，但這與美國財政部預計的 2026 年第三季度 7390 億美元淨借款需求相比，規模差異極爲懸殊。Nunes 將此舉比喻爲"創可貼"，意指 40 億美元足以改善部分長債的市場交易條件，卻難以扭轉整個美國國債市場的供需格局。市場反應雖然迅速，但容易讓投資者忽略一個更基本的問題：財政部回購解決的是流動性摩擦，而非財政赤字本身。

如果長債壓力源自更大的財政赤字、更高的債券供給以及更弱的邊際買盤，那麼 40 億美元的回購規模並未觸及真正的矛盾核心。

宏觀數據的惡化進一步揭示了供需格局的嚴峻性。2026 年 7 月，美國聯邦財政赤字達到 4320 億美元，同比增長 48%，創下歷年 7 月最高紀錄；財政年度前 10 個月累計赤字約 1.8 萬億美元，已超過 2025 財年全年水平。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總債務在 8 月 19 日突破 40 萬億美元大關。隨着債務規模擴大及過去幾年融資成本上升，利息支出持續攀升，這意味着美國財政部面臨的核心挑戰並非"舊債不好交易"，而是未來如此龐大的新債供給由誰來承接。

如果投資者預期財政赤字維持高位，將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以吸收長期債券供給。從這一角度看，30 年期收益率突破 5% 可能並非市場暫時失靈，而是對財政風險和期限風險的重新定價。

此外，海外需求的變化也不容忽視。按美國財政部 TIC 數據，6 月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環比減少約 721 億美元，日本、中國和英國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雖然單月持倉受匯率、託管地點及資產配置變化影響，且 TIC 數據不能完全識別證券最終所有者，但這表明過去相對穩定的海外需求已不再理所當然。若海外官方機構吸收美債意願下降，美國將更依賴私人投資者，而私人資金更看重價格和收益率，市場可能需要更高的長期利率才能吸引足夠資金接住日益增長的債券供給。

政策侷限性的關鍵在於區分流動性問題與財政供給問題。支持擴大回購的觀點認爲，回購本就是市場流動性工具，只要改善舊券交易、降低市場摩擦即實現目標，用"40 億美元無法解決赤字"批評回購可能混淆了政策用途。

然而，Nunes 的核心論點在於：若推動長端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力量已從流動性轉向財政供給，繼續用流動性工具應對效果天然有限。這兩種解釋對應截然不同的市場判斷。若近期長債拋售主要源於市場深度不足、舊券流動性惡化及短期倉位衝擊，財政部擴大回購足以穩定市場；但若長端收益率上升主要反映持續的財政赤字、更大的長期債券供給及更高的期限溢價，回購僅能使調整過程更平滑，難以改變最終收益率水平。接下來真正需要觀察的指標並非財政部下一次回購規模，而是長期國債拍賣能否獲得足夠需求、財政赤字是否收窄，以及更高收益率能否重新吸引海外和私人買盤。若這些變量未改善，40 億美元帶來的收益率回落更可能只是短期緩衝，而非美國長債壓力的真正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