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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Woofun AI 消息,Google DeepMind 聯合創始人、2024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米斯·哈薩比斯的去留懸念終於塵埃落定,但其職位調整揭示了更深層的戰略轉向。原計劃與 Jeff Dean 同期離開的哈薩比斯,因管理層擔憂兩位 AI 領袖同時出走會重創股價而被暫時挽留。8 月 5 日,Google 對外公佈了一份更爲體面的公告:哈薩比斯主動交出 Google DeepMind 的日常管理權,轉任董事長和 Alphabet 首席科學家,繼續負責 AGI、科學研究和藥物研發公司 Isomorphic Labs。
這一安排看似保留了核心人才,實則標誌着前 LLM 時代最後一套完整生活方式的終結。科學家決定問題、公司負責付錢的舊有模式,正在被千億級的資本開支與商業變現壓力所取代。Google 留下的是哈薩比斯的聲望與諾貝爾獎光環,以及一個足以讓投資者暫時安心的名字,但這家全球最強大的科技公司,已難以繼續按照過去的方式容納那位帶來 AlphaGo 和 AlphaFold 的科學家。現在能做的,僅是先將人留下,再爲可能到來的分手尋找一個不那麼難看的日子。
權力交接的細節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結構性變化。在 DeepMind 工作十三年的 Koray Kavukcuoglu 接過了日常管理工作,這位 Google 首席 AI 架構師也是 DeepMind 早期深度學習團隊的創建者之一,今後將直接向桑達爾·皮查伊彙報。Koray 的上任並非簡單的內部晉升,而是 Google 試圖將 AI 研發更緊密地整合進其核心業務體系的信號。作爲 AlphaGo 和 AlphaFold 等標誌性成果背後的關鍵人物,Koray 的彙報線變化意味着 DeepMind 的獨立性進一步削弱。皮查伊在公告中不斷強調'加速'、'快速行動'和即將發佈的新模型,這與過去以年爲單位、產品可以晚點上線的研究節奏形成了鮮明對比。大人物的告別往往從頭銜變長開始,董事長、首席科學家,名片上的字更多了,但手邊直接管理的人卻少了。
這種頭銜與實權的分離,是 Google 在保留哈薩比斯象徵性價值的同時,逐步收回實際運營控制權的典型手段。前 LLM 時代的最後一幕,正是在這種看似體面實則疏離的權力重構中緩緩落幕。
回顧這段歷史的起點,不得不提 2012 年 12 月在太浩湖 Harrah's 酒店 731 號房間發生的那場現代 AI 史上最著名的人才拍賣。當時,研究神經網絡數十年的英裔加拿大科學家傑弗裏·辛頓,因嚴重的腰傷無法正常坐着,只能將筆記本電腦架在倒扣的垃圾桶上,站着等待郵箱裏的新報價。辛頓與兩名學生剛成立了一家名爲 DNNresearch 的公司,沒有產品,沒有營收,全部家當僅是房間裏的三個人以及他們剛剛做出的 AlexNet。
AlexNet 以辛頓的學生 Alex Krizhevsky 命名,它在 ImageNet 圖像識別競賽中大幅甩開傳統方法,讓被冷落幾十年的神經網絡重新翻身。辛頓的另一名學生伊利亞·蘇茨克維爾,後來成爲 OpenAI 聯合創始人和首席科學家,但此刻他正站在 731 號房間裏,看着 Gmail 裏一封封報價郵件湧入。拍賣規則簡單而殘酷:每出現一個新價格,其他公司有一小時決定跟不跟,每次至少加價 100 萬美元。
百度、微軟、Google 以及成立僅兩年的倫敦公司 DeepMind 紛紛入場。DeepMind 因現金不足只能以股份出價,很快被擠下牌桌。最終,價格一路飆升至 4400 萬美元,辛頓叫停拍賣,經過一夜思考後決定將公司賣給 Google。Google 工程負責人 Alan Eustace 和 Jeff Dean 在拍賣前曾陪辛頓過了 65 歲生日,他們真正看中的並非那家空殼公司,而是辛頓身邊的兩名天才學生。Google 花費 4400 萬美元買下的,其實是這三個人的未來。
如果說太浩湖的拍賣是 Google 引入外部天才的開端,那麼 2013 年 6 月在紐約州塔裏敦舉辦的一場生日派對,則奠定了 Google 與 DeepMind 合併的基石。馬斯克的妻子、演員 Talulah Riley 租下一座城堡爲丈夫慶生,賓客穿上武士服,現場甚至請來一名體重約 350 磅的相撲冠軍。馬斯克親自上場較量時扭傷了脖子,而 Google 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也出席了這場混亂的派對。
受聲帶疾病困擾的佩奇,說話聲音極低,他將哈薩比斯叫到城堡外散步,並拋出了一句醍醐灌頂的話:'你不必再造一家 Google'。這句話的核心含義是,哈薩比斯無需耗費職業生涯中最好的幾十年去搭建基礎設施,因爲 Google 已經擁有數據中心、工程師、現金和遍佈全球的產品。哈薩比斯自幼是國際象棋神童,17 歲參與設計電子遊戲,後攻讀認知神經科學。2010 年,他與穆斯塔法·蘇萊曼、Shane Legg 創辦 DeepMind,目標直指 AGI。
然而,研究智能如同往無底洞扔石頭,頻繁的融資讓他疲憊不堪。佩奇提供的方案是省掉建設另一家 Google 的幾十年,由 Google 承擔那些暫時看不見回報的時間。2014 年,Google 以大約 6.5 億美元收購 DeepMind,實驗室保留在倫敦,維持獨立名字和研究文化。Skype 聯合創始人、DeepMind 早期投資人 Jaan Tallinn 後來回憶,Google 在純財務上的報價並不佔優,成立 AI 倫理與安全委員會的承諾纔是 DeepMind 最終選擇 Google 的關鍵。Google 承諾了錢和耐心,DeepMind 則交付通往 AGI 的可能性,至於何時賺錢,則被暫時擱置。那時的 Google 家大業大,輸得起,也等得起。
Woofun AI 整理數據顯示,這種基於科學理想的合作模式,在 2024 年聖誕節前後遭遇了現實價值的劇烈衝擊。英國記者 Sebastian Mallaby 在倫敦一家酒吧見到哈薩比斯時,後者從揹包中取出一個皮盒,裏面是一枚沉重的金色圓盤——他剛從斯德哥爾摩領回的諾貝爾化學獎獎章。哈薩比斯與 DeepMind 科學家 John Jumper 因 AlphaFold 共同獲獎,Jumper 博士畢業半年後便接手該項目,最終解決了困擾生物學界數十年的蛋白質結構預測難題。
諾貝爾獎已是世俗世界賦予科學家的最高榮譽,但哈薩比斯對 Mallaby 的感慨,卻折射出理想與資本的錯位。2026 年 6 月,Alphabet 爲擴建 AI 基礎設施發起最高 800 億美元的股權融資,巴菲特的伯克希爾通過定向增發買下 100 億美元的 Alphabet 股票。至 7 月,這家由巴菲特掌舵六十年的投資公司,持有的 Alphabet 頭寸已超過 310 億美元。
巴菲特並未談論 AGI,他依然是那個在奧馬哈撥算盤的人,堅信一家好公司必須能在長時期內賺取顯著高於無風險資產的資本回報。面對 Google 和其他 AI 公司砸下的數千億美元,他關心的是這些投入最終能否轉化爲更多的真金白銀。'這是真錢。'他說。兩筆 100 億美元的交易,僅隔十八個月,卻像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語言在 Google 內部猛烈碰撞。哈薩比斯用 100 億美元說明一枚獎章的無價,而巴菲特用 100 億美元追問這家公司未來的估值。
Google 收購 DeepMind 時,錢跟在科學問題身後,買下一段無法標價的研究時間;到了 2026 年,Alphabet 年內資本開支預計接近 2000 億美元,大部分投向 AI 算力和數據中心。錢開始走到研究前面,先變成芯片、土地、電力、服務器和折舊。數據中心沒有情懷,每一座機房亮起,賬本上就多記下一筆欠未來的債。LLM 將智能從實驗室裏的科學問題,推成了一項巨型土木工程。
Google 與 DeepMind 的婚姻,從第一年起便暗流湧動。2015 年 8 月,收購 DeepMind 時約定成立的 AGI 安全委員會,在 SpaceX 舉行了首次會議。哈薩比斯、DeepMind 聯合創始人穆斯塔法·蘇萊曼、馬斯克、Google 高層以及 LinkedIn 聯合創始人 Reid Hoffman 等人悉數到場。蘇萊曼長期關注 AI 的社會影響,試圖建立一套不完全受 Google 股東控制的治理結構。
然而,會議未達成任何協議。桌面上談論的是人類命運,桌子底下卻是 Google 與馬斯克的利益衝突、馬斯克與佩奇之間的私人矛盾,以及每個人對 AI 風險截然不同的理解。會議散場後,哈薩比斯和蘇萊曼與 Google 展開了代號'馬里奧計劃'的漫長談判,希望將 DeepMind 改造成一家擁有獨立董事、服務全球公共利益的機構。此後幾年,獨立計劃反覆拉扯,至 2021 年徹底作罷。Google 捨不得鬆開 AI,DeepMind 也離不開 Google 的算力和資金。
也是 2015 年,在硅谷沙丘路上的羅斯伍德酒店,時任 Y Combinator 掌門人的薩姆·奧特曼給伊利亞·蘇茨克維爾發了一封郵件,請他來喫飯。蘇茨克維爾到達時,馬斯克、曾任 Stripe 技術負責人的 Greg Brockman 等人已在場。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纔是這頓飯的主角。他們討論的問題直白而緊迫:擔心 Google 和 DeepMind 領先太多,想重新建立一個實驗室作爲制衡力量。幾個月後,OpenAI 誕生。
蘇茨克維爾離開 Google,成爲 OpenAI 的聯合創始人和研究負責人。最早的 OpenAI 是一家非營利研究機構,成立公告宣稱不受財務回報約束,研究員可發表論文、博客和代碼,專利與世界分享。那時沒有 ChatGPT,沒有訂閱費,沒有企業 API,更沒有望不到頭的數據中心賬單。那羣人相信,科學家可以先研究未來,賺錢的事以後再說。OpenAI 誕生於對 Google 過度強大的恐懼,又繼承了 DeepMind 最初的理想。
然而,隨着 Scaling Law 開始主導 AI 發展路線,模型越做越大,賬單也越拉越長。2019 年,OpenAI 成立營利性子公司;2022 年,ChatGPT 闖進大衆屏幕,商業化轉折不可避免。
在 ChatGPT 帶來的巨大壓力下,Google 的高光時刻顯得尤爲珍貴且遙遠。2016 年 3 月,AlphaGo 在首爾與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進行五番棋。第二局走到第三十七手,AlphaGo 將一枚黑子落在人類棋手極少選擇的位置,現場解說一度懷疑機器走錯。李世石離開座位,在吸菸室待了十幾分鍾,回到棋盤前最終輸掉該局。那場比賽的 100 萬美元獎金,極具當時 DeepMind 的氣質:哈薩比斯甚至未事先完成 Google 的財務審批,便承諾了這筆獎金。獲勝後,獎金被捐給慈善機構和圍棋組織。科學問題先於財務流程,那是實驗室的黃金年代。
隨後是 AlphaZero、MuZero,以及 AlphaFold。過去,科學家解析一個蛋白質結構需數月甚至數年,AlphaFold 將氨基酸序列轉化爲三維結構預測,DeepMind 與歐洲生物信息學研究所建立免費數據庫,放入超過兩億個預測結構,覆蓋科學界已知蛋白質的大部分。來自 190 多個國家的 300 多萬名研究人員使用過它。AlphaFold 沒有按月收費,也沒有一條可展示在財報上的商業增長曲線,它替無數科學家省下實驗室裏的年月,給 Google 帶回兩枚諾貝爾獎章,但在商業方面幾乎無直接收入。
這種純粹的科學貢獻,在 LLM 時代顯得格格不入。
組織融合的步伐進一步加速了舊時代的終結。已經淡出 Google 日常工作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也回來了。布林回憶,自己在一個小型聚會上碰到一名 OpenAI 員工,對方問他爲何 Google 落後。布林覺得對方說得對,於是此後越來越深地參與 Gemini 項目。2023 年,皮查伊將 Google Brain 與 DeepMind 合併爲 Google DeepMind,哈薩比斯成爲 CEO,Jeff Dean 成爲首席科學家。
這看似是哈薩比斯權力的頂點,卻恰恰是舊 DeepMind 作爲獨立實驗室的終點。它被接進 Google 的模型、應用和商業系統,成爲整家公司的 AI 引擎。如今接過 DeepMind 日常管理工作的 Koray,負責 Gemini 模型、前沿研究、Gemini 應用和開發者團隊。皮查伊在公告中不斷強調'加速'、'快速行動'和即將發佈的新模型,這與過去以年爲單位、產品可以晚點上線的研究節奏形成了鮮明對比。大人物的告別往往從頭銜變長開始,董事長、首席科學家,名片上的字更多了,但手邊直接管理的人卻少了。
這種頭銜與實權的分離,是 Google 在保留哈薩比斯象徵性價值的同時,逐步收回實際運營控制權的典型手段。
人才外流成爲這一變遷最直觀的註腳。AlphaFold 項目負責人 John Jumper 去了 Anthropic;Transformer 論文作者、Gemini 聯合負責人 Noam Shazeer 去了 OpenAI。隨後,Jeff Dean 與 Sanjay Ghemawat、Oriol Vinyals 和 Quoc Le 一起創辦 Discovery Loop。Jeff Dean 和 Ghemawat 搭建過 Google 早期最重要的分佈式系統,Vinyals 和 Quoc Le 則長期位於 Google 現代 AI 研究的中心。
Discovery Loop 被註冊成一家公益公司,Jeff Dean 在告別信中解釋,獨立公司的意義之一,就是可以作出一些'不一定符合公司最純粹財務利益'的決定。Google 成了 Discovery Loop 的創始投資者和雲計算合作伙伴,它沒能把這羣人繼續留在自己的組織架構裏,於是決定花錢,讓他們到外面繼續做事。前 LLM 時代大概就是這樣散場的。沒有人當衆撕毀理想,也沒有誰摔門而去。舊實驗室被接進產品線,舊科學家帶着母公司的資金去外面繼續研究,所有人都留足了體面。
哈薩比斯現在還沒離開,但那份始於 2013 年城堡外的約定,已經失去了賴以成立的條件——時間。佩奇口中的那個'一切',今天比十三年前多得多。Google 有更多的錢、機器、工程師和數據中心,多到巴菲特願意拿出 100 億美元,押注這些龐大的投入最終能夠產生回報。可佩奇當年遞給哈薩比斯的核心資產,正在變得越來越少。從太浩湖 731 號房間裏倒扣的垃圾桶,到 Alphabet 一年近 2000 億美元的資本開支,AI 只用了十四年。
房間變成數據中心,三個人的小公司變成幾十萬塊芯片支撐的工業體系,一小時一次的人才競價,也變成了按季度計算的模型競賽。那羣人把 AI 從一個小圈子做成了這個時代最龐大的工業體系,等這一切終於大到難以想象,他們開始一個接一個地離開。哈薩比斯原本也要走,Google 把他離職的鐘表指針往回撥了一格。這是繼 OpenAI 商業化轉型之後,硅谷 AI 理想主義向資本邏輯妥協的又一標誌性事件,預示着未來 AI 競爭將更多取決於算力規模與商業閉環,而非單純的科學突破。